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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套方法裡,我們可以只帶走自己需要的那一部分嗎?
讀內觀心得的時候,我們很常看到滿滿的收穫,比較少看到有人寫,他不同意的是哪裡。
我是那個在第七天就離開內觀中心的人,經過寫在〈十日內觀心得〉裡。
我去的時候不是粉絲,也不是黑粉,而是帶著客觀和批判的眼光去看它。
內觀課程期間都不能書寫,但我離開內觀中心的那幾天,我寫了超級多筆記。
其中一張把我的看法分成三種顏色:會帶走的、尊重但不會套用的,還有沒辦法認同的。
這篇就照著那張筆記寫。
我現在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SU念心理學碩士,之前當過國中特教的英文老師,也教過國小。
所以這篇會分成學習者和教育者兩個角度來看。
整理起來大概是這樣:

先說清楚,這是我作為一個學習者和教育者的看法,我沒有要說這個傳統錯了。
主辦單位的說法是,內觀不是建立在盲目信仰上的儀式,練習的人不限佛教徒,也沒有改信的問題。
他們的中文問答寫得更直接:「它不是一門宗教,而是人類價值觀的養成。」
在心得那篇,我用過一個比喻:內觀像一個應用程式,佛教是它的作業系統。
要執行這個應用程式,就得先安裝那套作業系統。
這次我想往下講一層,為什麼在十天裡,我們很難只裝應用程式?
我覺得原因不只在晚上的開示,也寫在課程的規範裡。
依主辦單位的〈行為規範〉,學員要照老師說的方式靜坐,不忽略任何部分,也不添加任何東西,信任老師、對技術有信心是成功的關鍵。
課程期間也要暫停其他所有的靜坐方法和宗教儀式,理由是給內觀一個「純粹」的公平試驗,他們也寫明這不是在否定其他方法。
我能理解這個邏輯,就像做實驗的時候要控制變因。
十天裡混進太多別的方法,最後很難知道是哪一個在起作用。
只是這樣一來,只學技法在課程裡幾乎做不到。
開示用佛教的詞彙,解釋我們當天坐出來的感受。
規範請我們照單全收,我們手上也沒有筆,可以寫下自己的疑問。
所以我自己的感覺是,在那十天裡,它比較像是請你先換一支手機。


葛印卡在開示裡,常把內觀比喻成一場心的外科手術。
十日課程第一天的開示裡,他說這是一場深入自己潛意識的手術,為的是找出並移除藏在那裡的心結。
他也說,靜坐時冒出來的身心不舒服,看起來像問題,其實是方法開始起作用的跡象,就像傷口裡的膿開始流出來。所以要待在課程範圍裡,留在手術室裡,中途離開可能有害。
我筆記上把它記成「神聖手術」,這個說法我一直沒辦法認同。
我不認同的原因,大概有三個。
第一個是位置。這個比喻把每一位學員都看成正在手術台上的人,要打開內心去剖析、去分析,我們就被放在病人的位置上。
第二個是訊號。當所有的不舒服都被說成正在開刀,我們比較難分辨,哪些其實是該停下來的訊號。
第三個跟我學的東西有關。我是念心理的,連我自己都不會說自己是治療師,要剖析一個人的內心,我也不會用宗教的方式去做。
一個不屬於醫療的課程,用手術來比喻,又說要打開內心去剖析,我覺得在用詞上已經越過了專業的界線,對醫學倫理來說也不夠精準。

這套系統傾向杜絕刺激、擺脫習性,最後通往出世的解脫。主辦單位自己也寫,最高的目標是從一切痛苦中解脫、完全覺悟。
但現實世界和我們的人際關係,都是很複雜的。我覺得對現代人來說,比較健康的方向是擁抱行動、和情緒共處,而不是把它們徹底拔除。
主辦單位的規範寫,這些規則來自許多禪修者的實際經驗,「既科學又理性」。
可是在課程裡,基本上就是照著他們的規則去做,葛印卡怎麼說,我們就怎麼做。
一套強調自己是科學的方法,卻不太開放用科學或哲學去討論和辯證,我覺得在邏輯上本身就有點矛盾。
光是完全不跟別人討論、照著規則去做,對我來說就不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方式。
公平地說,課程裡還是有提問的管道。中午可以跟老師面談,晚上也有半小時的提問時間。只是那些時間,主要是用來釐清技術和開示的問題。
我那時候有很多想問、但沒問出口的問題。例如,一個人在對別人說「要放下執著」的時候,是不是本身也有了一種執著?
(我試著跟老師用哲學討論的那一次,寫在心得那篇裡。)

課程期間要完全禁慾,放在十天的容器裡,我可以理解。
不過如果把它當成長久的答案,我覺得就不太一樣了。
從親社會和長期心理健康的角度來看,我認為壓抑並不是一個可行、也健康的做法。
有一晚的開示講了一個故事,依我的記憶,大概是這樣:
一位醫生拿著手術刀劃開一個人的肚子,後來這個人失血過多死了,也就是手術失敗。另一個歹徒在搶劫的時候,拿刀刺進陌生人的肚子,這個人也死了。
從開示的角度來看,那位醫生是完全沒有錯的,因為他的本心是在救人;歹徒則是心存惡念。
這一段在講的,是意念決定業果,佛教的用語叫 cetanā,也就是意念、意志。
葛印卡在第四天的開示裡也說,三種行為裡最重要的是心裡的行為,說出口的話和做出來的事,都是從它投射出來的。
不過這是我對這一段開示的理解,不是佛教倫理的全部。他在第二天也說過,衡量一個行為清不清淨,標準是它幫助還是傷害了別人。
我在想,那位醫生真的都沒有錯嗎?
有沒有可能,這把道德框架詮釋得太單一了,好像只要心存善念,做出來的結果就都沒什麼關係?
例如有些爸媽為了家人好、為了孩子好,最後變成很嚴厲、很苛刻的家長。他們的本心是好的,但本心好,做出來的事就不用在現實裡承擔後果嗎?
如果只要一句「我的本心是好的」,就能無限合理化做出來的事,我覺得這有點脫離現實的情境了吧。
心理學在看一個人的時候,也很少只看他心裡怎麼想,還會看他做了什麼、帶給身邊的人什麼影響。
所以我擔心的是,一直往內看,容易讓我們變成一個道德高潔、思想清晰,卻沒辦法在現實裡行動的人。

每天的節奏,大概就是坐著聽音檔,然後練習。
練習很多當然很好,我們學到一個技法,就能馬上實際做做看,我覺得也不錯。
但開示只有錄音或影像,沒有文字,也沒有圖表,我們得坐在墊子上聽,也不能做筆記。作為一個學習者,我覺得這不是很好的教學方式。
主辦單位的理由是,不能讀寫是為了強調這是一套要親身實作的練習。這點我能理解,靜坐的時候,筆記確實可能讓人分心。
只是開示在教的是概念,概念和身體的練習,或許可以分開來處理。

教育心理學裡有一個詞叫「鷹架」(scaffolding)。
Wood、Bruner 與 Ross 在 1976 年觀察一位大人教 3 到 5 歲的孩子用積木蓋金字塔,整理出教的人在做的幾件事:引起興趣、把任務簡化、標出關鍵的地方、示範,還有在孩子快要放棄的時候撐住他。
他們說的鷹架,是在學習者還做不到的地方,先由教的人撐住一部分,讓他專心在自己做得到的那一段。
我在想,佛教的術語一個接一個出現的那幾晚,如果旁邊有一張圖或幾行字,應該能幫不少人撐住。
教學研究也有類似的觀點。Mayer 整理的「多媒體原則」說,文字配上圖,通常比只有文字學得好。
不過那些實驗多半是在教科學原理這類說明性的內容,受試者也多是大學生。
所以我們大概沒辦法說,內觀的開示被證實沒有效率。這比較像是我從教學設計的角度,覺得可以改的地方。
我聽過的說法是,卡巴金(Jon Kabat-Zinn)參加內觀之後,自己提出了正念減壓的課程。
照他在 2011 年寫的回顧,事情比較接近這樣:
1979 年,卡巴金在美國麻州的內觀禪修會(Insight Meditation Society)參加一場兩週的內觀靜修,靜修中閃過一個大約十秒鐘的念頭:把禪修的精髓帶給醫院裡受苦的病人。
之後他在麻州大學醫學院,開設了後來的正念減壓(MBSR)。
所以他參加的並不是嘉義這一套葛印卡十日課程,而是另一個禪修中心的兩週靜修。
正念減壓的形式也跟十日課程很不一樣,它是八週的課,每週上一次團體課,中間再加一天的靜修日。
卡巴金也提過,他刻意用不會被看成佛教或新時代的方式,去安排和介紹這門課。同一篇回顧裡,他把這說成一種善巧的方法,根還是在禪修的傳統裡。
用作業系統的比喻來說,他做的事比較像是把應用程式,移植到另一套我們本來就在用的作業系統上。

如果讓我改,我想改的大概是這三件:
當然,十日課程和正念減壓想回答的問題本來就不一樣,一個想的是解脫,一個想的是在生活裡減輕壓力。
所以這是我作為教育者的偏好,我沒有要說哪一套比較對。
寫了這麼多沒辦法認同的地方,我還是很認可這套技法。
如果你讀到這裡還想去,或許可以帶著自己的問題去,看看哪些想帶走、哪些想先放著。
依我的了解,報名時的篩選滿嚴格的。
主辦單位的中文問答寫,有必要讓他們知道你的過往病史,才能判斷你是否能從課程中受益。
同一頁也寫了「有精神問題或處於情緒劇變的人,也不適合參加課程」。
作息、身心狀況和求助的方式,整理在〈十日內觀注意事項〉。
剛離開內觀中心的時候,我在另一張筆記上寫過,作為一個自我探索者、心理學碩士生,我去內觀看到的是什麼。
佛教、內觀這些方法,像是從不同的登山口出發,景色不太一樣,也都很辛苦。
但爬的是同一座山,都在探究人類的心智怎麼建構現實。
我認同的、尊重的、沒辦法認同的,大概都是在那座山上,換了一個登山口看到的風景吧。
如果你也去過,你會帶走哪些、放下哪些?很歡迎留言跟我說!
這篇是我個人的經驗與看法,加上主辦單位的說明和幾份研究的整理。它不是醫療或心理建議,也不是在替誰判斷適不適合參加。想找人說說話,可以打衛福部 1925 安心專線(24 小時、免付費)。
這篇我做的事,其實就是把一套方法放在自己在乎的東西旁邊,一項一項比一比。
小地圖的「價值觀」也是類似的整理:一張一張滑價值卡,留下你在乎的,再收斂成最重視的幾張。